我的父亲房怀玺的回忆录第 16---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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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参加社教试点工作

1963年7月至11月,我去界头庙参加社教试点工作,我和孟良生、李海潮等被分配到红罗圈大队。这个大队共辖八个生产队,队队群众的吃粮和花钱都很困难,工作组一进队就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

社教运动的重点是在干部身上打主意,而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他们总会给每个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据查账和群众揭发的问题,经分析研究,工作组重点抓了大队支书薛秉禄,椅子圈两个生产队长经济方面的问题。经查证落实,薛秉禄确有重大贪污偷盗问题,后被撤销了大队支书职务。队长经管队上的油坊、短油数百斤,群众意见很大,但问题一直落实不了。后来,指导社队试点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秉照同志前来红罗圈检查工作时,一听说短的油落实不了,很不服气,说他解放前在三岔李家塔开过油坊,懂这一行,一定可以查清。可是,查的结果还是搞不清楚,原因是情况太复杂了。比如,出油率的多少,因麻籽质量好坏不同,因出油技术高低不同,还可因气候冷热有所不同,由于短油的原因很难落实,最后,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运动中挑选的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在运动中。一直表现很好,可是,后来听说这个人懒贪占俱全,比薛秉禄更坏,以致群众气愤地说“这是前门赶走了虎,后门又钻进来了狼,一个更比一个坏”。

经过一百零五天的社教运动,没有挑出一个好的党支部书记是很遗憾的事情,这也说明人是很难认的,人有思想,善于伪装,也善于随着形势变换面孔和手法,一个人一生能认清几个人呢?只看一个人一时一事的表现,就断定这个人如何如何,是最愚蠢的想法。选择干部是最好办法是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呼声,因为只有群众最了解每个人的底细。介头庙试点工作一结束,社教运动就在全县分期分批开展起来。

十七、二次去西北局党校学习

介头庙社教试点工作一结束,组织就决定让我和杨登科同志去石堡公社的杜家塬大队搞社教。大概工作了两个月,组织就决定我去西北局党校学习。这次在西北局党校,开始学的是毛主席的四本哲学著作,后来学的是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1956年,我在省党校学哲学,主要是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这次来西北局党校学习哲学,已经不能只满足与这两点了。我的想法是准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分析大跃进和公社化以来出现的问题及经验教训。由于形势任务不同,由于基础不同,由于各种人的政治阅历不同,所以,虽然同样是学哲学,但学哲学的想法、要求已经有所不同了。西北局决定各地、县党校理论工作人员这时学毛主席的四本哲学著作,也和适时和必要,因此,学员学哲学的情绪很高。

这次给我们讲哲学课的有孙定国和艾思奇两位同志。孙定国原在中央党校工作,是中央为了加强西北局党校理论教育工作派来的,他给我们辅导“实践论”时,说毛主席写的“实践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用血写成的。但他不同意说这样那样的观点,都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发展的,但许多观点马恩列斯早就讲过了,毛主席只是作了应用和发挥。由于孙定国讲课生动活泼,所以,他讲的许多东西和他讲课的神情,至今虽已二十多年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看来,要提高讲课质量,除了讲课内容好以外,还必须讲课的方法也好,否则,讲课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艾思奇同志辅导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于艾思奇同志讲课时态度过于严肃,所以他讲课的中间,许多人都打瞌睡。艾思奇重点讲了阶级斗争在思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对毛主席的那一套“左”的东西,是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的,可是,就在那时,他讲的那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么受人欢迎的了。

艾思奇同志讲课时,孙定国同志和党校其他教师一样,也在台下听课,他讲完后,据说法孙定国曾经建议学校领导开个座谈会,对艾思奇同志的讲课,进行座谈,学校领导当即表示同意。后来,学校发现孙定国建议召开座谈会,可能有质询和刁难艾思奇同志的意图时,就没有召开这个座谈会。后据了解,中央党校内部原来也存在派别斗争。孙定国属于杨献珍的一派,艾思奇为另一派,两派经常发生矛盾。学习哲学课中间,报纸登载了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的文章,不久西北局党校就开始批判孙定国,说孙定国原来就赞同、支持杨献珍“合二为一”的观点,结合批判,还发动学院查看听课笔记,寻找孙定国讲课中的问题。查的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找到,据说,在党校教师会上批判孙定国时,孙定国说,他尊重老祖宗,看不起毛主席,根本拒绝承认错误。过了不久,孙定国就被调回中央党校进行批判。

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我原来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对他的“合二为一”论到底对不对,根本谈不下个所以然。后来,经反复研究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原意,我才觉得杨献珍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

“合二为一”的观点同“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因为,矛盾就是事物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合二为一”就是指矛盾的同一性,一分为二就是指矛盾的斗争性。任何一个事物都必然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又包含着矛盾的斗争性,否则,这个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了。

“合二为一”问题,本来是个学术问题,应该通过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但作为政治的问题来对待,并无限上纲上线,其结果必混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学习中间,还看到看杨献珍那几年在新疆甘肃省委党校的讲话稿,讲话着重批判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过程中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错误做法,尖锐揭露了工作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杨献珍的讲话很大胆,很尖锐,一看他的讲话,就使人耳目一新,我真为我们党有这样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无比的高兴。

学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原只安排两周时间,后来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延长时间,大概总共学习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学习时,着重学了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都突出了林彪的作用。

结合学习,大搞室内外卫生,地板和窗上的玻璃擦了又擦,马路和花园整修了又整修,确实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学习中间,还参观了西军电。

总的来说,这次在西北局党校学了不少东西,但总感到气氛有点紧张。由于学习中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问题,以致许多学员的心情总是烦躁不安,并感到搞理论工作的危险性,不会有好的下场。

十八、继续参加社教

从西北党校学习回来后,县委就派我去三岔公社的史条梁大队,搞“双十条”的试点工作。同去搞试点工作的还有魏世荣和程文信两位同志。这个大队的许多队,都有程度不同的偷盗问题。工作组只重点查证落实了以史条梁生产队会计党德芳为首的偷盗一案。

1965年后季,县委决定在白马滩公社开展“四清”运动,运动开始,公社首先召开三干会,新来的县委书记李仲发同志率领工作组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撤销了又重大经济问题的白马滩大队大队长杜银锁的职务,对全社震动很大。

在白马滩大队的“四清”运动中,曾查出在县委工作的一个同志的父亲担任大队保管时曾偷盗了大队的几口袋粮食的问题。李仲发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叫我给这位同志谈谈,就说我们都是县委的干部,自己的老人有那么个问题,一交待退赔,我们的工作就主动了。当时,毫不讲方式的就给这位同志转达了李仲发同志的意思。可是,谁知我竟因此得罪了这位同志,以致这位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在大街上出了数十张大字报,并捏造了许多谣言,决心把我打倒,通过这件事应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关于一个人的荣辱厉害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不能稍或疏忽,革命要坚决,对同志要诚心,但不能单凭热情,不讲方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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