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房怀玺的回忆录第 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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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文革”时期

1966年2月至8月,我在柏峪公社蹲点,重点是粮食跨纲要,最后,据说粮食跨过了纲要,亩产达406斤。可是,有人总是怀疑这个数字,说这年麦子遭遇风灾,严重减产。包谷下种时,遇到百日大旱,严重影响包谷的正常生长,包谷怎能不减产呢?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应当承认,这一年干部社员的干劲确实很大的。这一年柏峪干部群众大学焦裕禄,学出了干劲。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太感人,如果大家都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并能扎扎实实地工作,何愁党风不能迅速好转,四化大业不能早日实现。

1966年8月,报纸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发表,黄龙的政治气候立即大变,县上干部一边学习“决定”,一边出大字报揭露修正主义,揭露牛鬼蛇神不久,就给我出了几张大字报,揭露批判我的修正主义观点,并说我是黄龙县的赫鲁晓夫。后来,县委机关开会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我对提出的所谓我的修正主义观点,曾一一作了辩解。

比如,有人揭露说我曾否认真理的阶级性,对此,我斩钉截铁地说真理就是没有阶级性,因为,真理就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如果真理有阶级性,那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呢?

再比如,有人揭露我曾说过单凭精神恋爱不能生孩子这句话,并分析说我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论断。对此,我说,单凭精神恋爱不能生孩子的观点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著作中讲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创造我发明。因为,我还没有这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列宁讲的这个观点是针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工作要坚持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不能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我说这句话时,根本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意思。

到“文革”后期,就由重点批判我的观点转为重点抓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本来我的历史问题,1956年就做了结论,可是在“文革”中,又把我的历史问题提了出来,并一直把我是否是“叛徒”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来抓。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各单位挖出来的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到1966年10月份,县委就把四、五十名有问题的干部、工人,也就是所谓各种牛鬼蛇神,统统送到刚成立起来的要先瓦盆窑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县委还把这种迫害干部、工人的农场,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真是荒唐至极。后来,我冒着极大的危险,写了长约2000字的一张题为“奋起千钧棒,砸碎黑农场”的大字报,并专门委托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几个工人,把写的数十张大字报贴到石堡街十字口的墙壁上。与此同时,还把这份大字报油印四、五十份送交县临委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和临委会认识这个黑农场是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并能立即解散这个农场。至1967年3月中旬,县上才撤销了这个农场。

黄龙两派斗争,随着这样那样事情的发生,愈演愈烈。随着斗争的升级,当权派精神上受到的圧力越来越大,并随时准备接受批判以至挨打。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当权派只是集中学习和集中劳动。但从1968年8月中旬起,当权者就被集中到公安局斜对面的房子住宿。集中住宿的第二天,就出海报命令我和原县委书记李仲发参加黄龙中学的拼刺刀会。此后几天就给陈合功、冯良印两位同志分别开拼刺刀会。所谓拼刺刀会,就是短兵相接来硬的。人家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不承认就打,直至你承认为止。如果你对被迫承认的问题进行翻案,那就给你开火力更大的更强的拼刺刀会。总之,他们的方针已经定了,就是要把你打倒,并叫你永世不能翻身。为此,就要用打的方法、武斗的方法,逼你承认错误事实或犯罪事实。这个拼刺刀会,看起来可怕,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事物总是转化的,你打的过重,他神经就麻木了,何以能感到被打的痛苦呢?看来,就是真动起刺刀来,也没什么可怕。无非是量变为质变,活人变为死人。

我被强迫打成“叛徒”后,为了免得爱人和孩子精神遭受折磨,经考虑后,就把我的家属于1968年12月送回原籍黄陵参加农业劳动。人所共知,一回到农村,将来再吃商品粮,很不容易。可是,那时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重要的是让我的家属尽快摆脱那个诅咒的环境。家属一回家,我的精神也轻松了许多。原因正如人们经常口头说的那样,眼不见差一半。不管当时人家怎样整我,反正我的家属是看不到整我的情景了。

1969年2月,黄龙两派的许多干部都到麻地湾参加五、七干校的学习。我们这些当权派就被派去给五、七干校打柴,烧水和从石堡拉水,当时,具体管教我们的干部耿德生,真的把我们这些当权派当做敌人看待,真是可笑极了。到9月份,五、七干校学习结束,我们这些就回到县委窑洞继续集中住宿。

1969年8月,我的家属由黄陵前来看我,我给说明我正在落实我的问题,并劝他们消除顾虑,不要担心我的问题。至1970年元月28日,孩子龙山竟独自一人从黄陵前来看我,他一听说我马上就要解放,简直高兴极了。隔了三天,到元月31日,我即被宣布予以解放,一解放我就同龙山一块回家探亲。

本来,我被从揪出到解放这一段时间内,经历的事情和遭受的磨难很多,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一提笔,一思考,又觉得没啥可说,或者说有口难说。原因是觉得在“文革”中,我们党和国家都遭了难,人民都受了苦,个人受点折磨,能算得了什么呢?在新社会,共产党专我的政,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可是,没有想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你不接受,也得被迫接受;你不理解,也得学会理解。

反面教育最深刻,它使人善于思考,使人更加聪明起来。“文革”中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1、政治上受歧视是最令人痛苦的事。过去对革命有功。现在变成对革命有罪。怎能不令人痛苦?对付这一最痛苦的有效方法是昂首挺胸,乐观豁达,让人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须知,辩解是没有用的。处于逆境的人,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摆脱逆境,找到生路。

2、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人。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变了,随之人的思想感情也就变了。因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观察人和对待人。否则,就会把人认错,就会对不可信的人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

3、老实人总不吃亏。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对党对人民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一条血的历史经验。不然,我这个人早就被打倒了。但是,这绝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可以说老实话。如果那样的做,那就太愚蠢太可悲了。

我一解放,就不停地下乡蹲点。首先是到要先公社的马蹄掌大队蹲点。这次蹲点工作的重点是抓“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当时,公社抽出党委文书樊绪成同志和我一同去搞“一打三反”运动。

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揭发了大队党支部支书姚克发大量的经济问题。当时,由于派性的干扰,又由于姚克发是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支书,和县、社一些同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落实他的阻力很大很多。后来,公社又派来了贫宣队,这个贫宣队一来,就一头倒在姚克发的一边,替姚克发说话。这样一来,落实姚克发的问题的阻力就更大了,当时,我虽是一个刚被解放,还没有分配正式工作的人,但我并没有向贫宣队和派性的压力屈服。我不怕阻力,阻力越大,我就越要把劲鼓足。同时,越要严肃慎重不让人抓住我的什么辫子。再者,我想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姚克发到底有没有问题,归根结底要让事实说话。于是,我紧紧依靠群众,狠抓调查落实。结果,落实了姚克发大量的贪污、偷盗问题。最后,公社党委不得不同意撤销姚克发的大队支书职务。实践证明,革命要讲力量对比,没有一定的力量,你就寸步难行。也就是说干革命,搞工作,必须取得党的领导的支持。否则,一遇很大的阻力你在那里连脚都站不住,还能谈得上什么呢?在马蹄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遇到各种阻力时,我及时向“一打三反”办公室汇报了情况,当时主持“一打三反”工作的领导同志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我的工作。后来,“一打三反”办公室还把我们搞的“一打三反”运动的成绩经验交广播站予以广播。

在这次运动中,还把西窑队社员张文轩以所谓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文轩是个三十多岁的年青人。他曾在社员中散布说:“林彪的‘彪’字,有三撇胡子,老虎的爪子一伸,就把猫(毛)吃掉了”。张文轩据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不久就逃走了。我想,像因这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当予以平反。

1971年,我又到小寺庄公社蹲点。这次一同去蹲点的有张鸿才、贺玉顺、柳来义、徐永川、杨成明和张克政等同志。蹲点的中心任务是抓好全社粮食生产过“黄河”。

小寺庄公社人少地多,气候很凉,只宜种包谷,不宜种麦子。许多生产队种的维尔156包谷,虽然长的棒子很大,但后来多半没有成熟。这一年,小寺庄广大干部群众的干劲确实很大,耕作相当细致,许多队的包谷确实是丰收了,但最后全社粮食平均亩产是否过了“黄河”,谁也说不清楚。

在抓生产的同时,还查证落实了小寺庄队队长焦景才的贪污问题。焦景才系共产党员,担任队长多年,从不参加劳动。“一打三反”运动中,群众揭发出他的许多经济问题,由于他的岳父是大队支书,所以,一直不好落实。尽管如此,但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问题也并不难解决。贪污分子怕群众,更怕落实,只要你落实他的几大案经济问题,他就不翘尾巴了。焦景才也逃不出这个规律。经过内查外调,给他落实了伍佰元的贪污问题,他就马上变得老实规矩起来,并立即退赔脏款。

1972年前季,又在石堡公社的安善大队参加路教工作。路教工作队队长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明同志副队长是王玉坤、房彦明两同志。队员有王怀仁、李锋、张俊祥等。张志明同志是富县人,他为人正派,办事公正,在干部中威信很高。“文革”中,我虽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经常还接近我、关心我、帮助我解决许多具体困难,这确实是雪中送炭,难能可贵的事。

安善大队共五个生产队。我被分配到马家塔队工作。马家塔队二十多户,百十口人。这个队的主要问题是生产不上去,群众生活困难。由于集体劳动一直实行的是死分死记,所以,群众的劳动情绪很低。路教中,我提出锄包谷时实行定额记工,结果劳效迅速提高。由于编笆是按件记工,结果劳效迅速提高。由于社员没有钱花,我就发动社员披星戴月地干,结果全队超额为完成编笆任务,增加了现金收入。

运动后期,我和房彦明同志去山东嘉祥县调查队张玉民的家庭成分和本人身份问题,张一直说他是地主子弟,不是地主分子。到张的所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一了解,好像都说不清楚。有许多人说凡是土改时斗争过的就是地主分子,否则就不是地主分子。又说:凡是地主分子,县公安局都有档案。经到嘉祥县公安局一查档案,才知张确系地主子弟,而不是地主分子。张既不是地主分子,县公安局为什么会有他的档案?那是因为他曾犯过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的缘故。这个人既不是地主分子。路教运动中就应当摘掉他的地主分子的帽子。但路教工作队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把他当做地主分子对待,看我们“左”的思想多么严重。

安善大队的路教工作于8月份结束。

这次路教结束不久,组织即决定我去县电影站担任党支部书记和站长职务。工作未宣布前,组织曾询问我的意见。当时,我毫不犹豫的表示愿去电影站工作。因为我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疾风骤雨,能把性命保住,都不简单。对于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只有衷心接受,还能说些什么呢?

搞电影工作,我是外行,外行怎样领导内行,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难题。不过,我搞任何工作,都是不甘落后的。为了把黄龙的电影工作搞上去我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紧紧依靠张九银、王明运和吕孝仁等几个老同志为骨干,并通过他们把全站同志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齐心协力地区搞工作。其次是依靠县、社领导解决好公社电影队放映员的吃粮、工资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问题。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第三是搞好县站同地区电影放映公司的关系,争取地区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经常能多给些好的影片。由于地、县、社领导的重视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县的电影放映工作面貌迅即改观。如放映场次,原来全县全年只放映1100多场,后来,全县全年放映2300多场。放映质量也有所提高。

在电影站工作期间,大约是1975年元旦左右,地区曾来文调我去延安工作,我没有去。本来调动工作是主动要求的,可是当调令来了后,我的思想又骤起变化,不想离开黄龙了。为此,杨福印同志还专门来函说明厉害,叫我慎重考虑,可是,我仍然拿定了继续在黄龙工作的主意。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说明,当时调离黄龙比继续死守在黄龙要好得多,可是,后悔已经迟了。遇事拿主意真难啊!人一生能恰当地办好几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呢?

1975年后季,县委书记张旭曾提出把我调往党校工作。我表示不愿再干党校工作。76年年初,县委常委王琪来电影站说县委决定我去党校工作,看我有无意见。这时,我只好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还能说什么呢?这是第四次进党校了。

调到党校不久,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大干部看了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心情很沉重,觉得中央内部确实有了坏人,不把坏人从中央清除出去,党和国家的前途,简直不堪设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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