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房怀玺的回忆录第 6---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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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放后在宜君

1948年2月宜君解放后,我只在七里镇小学工作了两三个月,就调到县上工作。当时,由于铜川的敌人不时向上反扑,所以宜君所有的机关干部,就都迁到偏桥附近的农村居住,这这里,县委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当时,形势那么紧张,还组织干部学习,这说明党重视干部的学习,重视提高干部的觉悟是一贯的。过去干部学习文件,是认认真真的学,大家总想通过学习,学到一点东西。而现在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觉得学不学关系不大,对学习非常冷淡,我考虑这主要是由于经过十年浩劫,随着党风的破坏,学风也被破坏了。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党的重视干部学习的这一优良传统,应当永远继承和不断发扬光大。

当时,给我们讲解报告的是后来层担任延安地委书记的白向银同志,他对报告边读边讲,讲的有声有色,确实很鼓舞人,知道现在,时隔三十多年了,我对白向银同志讲解报告时的印象,还很深刻,为什么还很深刻?主要是他讲解时,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讲的话,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边读边讲,讲解时,有事实,有观点,有分析,说服力相当强。

由于形势进一步紧张起来,机关干部又转移到黄陵县的柳树村一带居住,住了很久,就返回宜君县城。

到宜君后,我被分配到县教育科工作,和我一块做地下工作的杨树耀同志被分配到县财政局担任会计。原在双隆镇担任统战部秘书的王汉同志,被任命为县公安局局长。王汉民同志系宜君五里镇人,他对人态度比较严肃,但内心是赤诚的,他水平高,能力强,是县长冯德厚的得力助手。

在宜君工作期间,和我形影不离关系最好的时刘义杰同志。刘义杰是宜君五里镇人。他搞文化工作,非常积极,你不论什么时候到他那里去,只见他的工作总是忙的。刘义杰同志的突出特点是性情急躁,为人正直,由于说话做事过直。所以常常被人讨嫌。据说后来在他担任延安团地委书记时,曾因得罪领导,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多年。看来,即使在新社会,正直的人,也常吃亏。因为,在新社会也有品质不好的人和你作对。

1948年下半年,黄龙分区教育局局长张养吾同志来宜君检查教育工作,并受地委委托,还结合检查了机关干部的学习情况,开教职员会时,他边听边问边记,工作非常认真,张养吾同志说话直率,说他解放前曾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局负责人。只是由于有个人主义,曾碰过不少钉子,他讲的这一点,对我教育很深,因为我觉得我也有个人英雄主义在这个缺点。多年来,我一直警惕个人英雄主义这个问题,但要真正克服它,很不容易,一有机会,它就要冒出来的。所以,要经常警惕个人英雄主义。

检查学校工作过程中,可以说一直一帆风顺,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可是,在后来检查机关干部的学习情况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事情发生在县百货公司,我们一直走进百货公司张经理的房子,就向张经理表示问好,并作了介绍,说明了来意,谁知,这位张经理的面孔,竟然冷若冰霜,毫无热情,尽管如此,张养吾同志还是一直陪着笑脸,问他干部的学习情况。由于张经理拒不回答问题,并一直显出很不耐烦的神情,我们就告辞了。临走时张养吾同志还显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说“张经理,你忙,咱们改天再谈吧”。对张经理 的蛮横态度。我是十分恼火的。但张养吾同志却谈笑自如,毫不介意的说“不要紧“,咱们回去谈谈吧”。

回到机关,张养吾同志问我:“这人的情况,你了解吗?”我说:“我只知道他是经理,别的情况,全不了解”。后来,张养吾同志经过同县长冯德厚交谈,才知道张经理原来是个长征过来的干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张养吾同志就叫我再陪他去百货公司一趟。这次见面开始,张经理对我们还是非常冷淡,但当张养吾同志说到“听说张经理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对人民有功之臣”这一点时,张经理马上喜笑颜开、眉飞色舞起来,一时,又是取烟,又是泡茶,简直高兴得不亦乐乎!当汇报完干部学习情况,我们要走时,张经理还热情地把我们送出大门。

通过这件事,我真佩服张养吾同志的涵养功夫。这真是柔中有刚,柔能克刚啊!人常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确实是这样,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只要你掌握了矛盾的特殊性,就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张养吾同志后来在洛川的土基搞土改,搞得有声有色。彭总听了张养吾同志关于土改情况的回报后,对土基土改的工作成绩和张养吾同志的领导才能,倍加赞扬。后来,彭总去朝鲜时,就要张养吾同志做他的随军秘书。张养吾同志从朝鲜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民族学院院长。张养吾同志对我的进步,非常关心,百忙中,还给我写信和寄书籍。

我在宜君教育科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到1949年前季,调任宜君县五里镇完小校长。我到五星镇完小担任校长,简直是破天荒,是在旧社会不可想象的事。因为,五里镇人才济济,能担任完小校长的人,相当之多。在旧社会,人们的地区观念,相当浓厚,怎能让一个外乡外镇的人来五里镇担任完小校长呢?

五里镇完小是全县规模最大的一所小学,全校共五、六百名学生,十六、七名教师。当时,我对办好这个学校信心很高。原因是县上领导很重视和支持我,这是我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另一点是,我相信自己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有办好学校的领导才能,再一点是教师强硬。学校有几个教师,如郭子文、胡正沅、刘培民和杨春荣等,都是当时宜君一流的教师。我想,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学校是一定会办好的。最后,学校果然办得生气勃勃。由此,许多同志对我评价很高,说多年来,五里镇完小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校长。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就是说,背后对我刮阴风、放冷箭的人,也是有的。当时,担任完小教导主任的那个人,从一开始就对我心怀不满,不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觉得他是老区来的,革命道理懂得多,只有打个颠倒,叫他担任校长,我担心教导主任,才算合适。有鉴于此,所以我在平时工作中总是突出这个人的作用。可是,这总满足不看他的权利欲。就在我们整天忙于工作的时候,他却背后捣鬼,常在区、县领导面前说我的坏话,可是,当我发现这一情况,为时已经很晚了。看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这句警语,的确是金玉良言。社会上什么人都有,对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由于阴谋诡计往往是通过掌权人的手实现的,因此为了和阴谋诡计的人作斗争以至进而战胜他们,必须随时和领导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向领导反映情况,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领导心中有数,防止领导发生偏听偏信的错误。

读“彭德怀自述”时,得和林彪一伙,多次在毛主席面前,告彭德怀同志的状。对此,有人建议彭德怀同志应当向毛泽东主席说明情况,揭露林彪之流的阴谋。可是,彭德怀同志却不以为然,说事实总是事实,谁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以至彭德怀同志多次吃亏以至身陷囹圄之后,他才觉悟过来,才感到向毛主席反应情况,揭露事实真相的必要。可是,他的觉悟已经来的太迟了。

七、 来黄龙山区工作

1949年8月,宜君县委决定我去地委干校学习,我到洛川后地委组织部和地区教育局决定我来黄龙工作。当时地区教育局局长董锡彬同志说:“你不要学习了,黄龙石堡小学正缺校长,你去吧。黄龙教育局局长田夫是你老乡”。我当时脑子很单纯。只装着革命二字,别的什么也没考虑,于第二天背着行李来黄龙工作,时年二十五岁。如今年逾花甲,回顾在黄龙三十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真是感慨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我路过黄龙三岔区,首先见到的是区委书记马少彬同志,听口音,他像是陕北人,我一说明来意,他即热情地亲自给我安排食宿。后来,他任县委组织部长,我们就经常可以见面,马少彬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很强,他遇事总是坚持原则,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他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而犯错误的同志也乐于接受他的批评。马少彬同志确实是名实相符的共产党员,他坚持原则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三岔走到四条梁,举目一望,看到黄龙到处是山,走到石堡街上一看,街上到处是茅草房,当时的街道,就是现在的后街,而现在的街道,当时,只是一条马路,这条马路上,除福音堂有个砖门楼。再都是些草房。

当时的县政府地址,就是现在的公安局院里,那天,我到县政府,首先见到的时张雅文同志,前一段,我两谈笑,他说,我来时穿的是一身灰色衣服,经我回忆后,我记得我当时穿的确实是一身灰色衣服。解放初至今,三十多年时间过去了,那时,我穿的什么衣服张雅文同志还记的那么清楚,这说明她的记忆力是相当强的。当然,也说明那时候的干部不多,经常往来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人对人的印象,一旦形成,往往是历久不忘。

我到县政府三科一见田夫,说明来意后,他就热情地接待了我。当天下午就把我领到石堡小学去看。第二天,就把我介绍到石堡小学工作。

这个学校院落很大,院子前面有两棵约两楼高的大松树,很吸引人。全校有七名教师,140多名学生。解放初期,所有完、初小学校,都特别注意动员学生上学。每逢星期日,学校不是组织师生上山打柴,就是深入农村动员学生。动员学生多少,成了学校办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学校师生扭秧歌成为风气。后来又特别注意演戏,不仅学校演,许多机关单位也演。记得当时,石堡小学排演了“大名府“、“九件衣”、“血泪仇”和“一贯害人道”等戏。县委,县政府等单位也排演了不少戏,演了些什么戏,已经记不清了。及至后来,各单位还经常搞篮球比赛。总的来说,解放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不论干什么事,都想搞的好上加好,不落人后。现在,我们搞改革、搞“四化”建设,仍然需要这种勇于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

我在石堡小学工作了四年时间,到1954年2月,调到县文教局担任小学教师学习辅导员,常到学区给教师讲课。除讲课外,经常干的是文教局的工作。文教局长拓野,是陕北人,他为人正直,理论水平高,也懂教育业务。当时,文教局很重视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对教师的业务理论学习,一直抓的很紧,有一段时间,组织教师重点学习了苏联的教育学,并要求教师按教学的五个环节,进行备课和写教案。同时,有计划地组织观摩教学。这种观摩教学,除各小学内部经常进行外,还不时以学区为单位,逢星期日集中在完小的某一班进行。观摩教学一结束,及时进行座谈总结。看来,进行观摩教学,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一个有效措施,应当继续加以采用,并不断予以完善。当时,文教局还定期组织完小领导人,区文教干事和本局人员,对全县所有学校的工作进行检查,并及时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总之,当时文教局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很扎实、很具体,这一点,非常可贵。

八、去省干校学习

1955年,组织决定我去省干校学习。这次,我一到西安,就去找吉文超,这一点,说起来复杂,但又不能不说。1950年,田夫同志准备介绍我入党,这本来没有多大的问题,可是,我却来了个画蛇添足,说我解放前,曾给党做过地下工作,做地下工作这一点本来对入党是个有利条件,可是,这要有人证明,由于我入党心切,一时找不到我做地下工作时曾和我直接发生联系的王汉民同志,我就往洛川给原任双隆镇统战部长、后任地委组织部的薛志仁同志打了电话,请他把我做地下工作的这段历史予以证明。可是,谁知他竟向我提出了一个我万万料想不到的问题,他说他记得我过去在七里镇加入过共产党,怎么现在又要介入共产党,我打完电话后,薛志仁可能就把这个情况当即告诉了黄龙党组织,从此,我的入党问题,即被搁置起来。而且,入党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搞不清,怎么入党呢?这一来,我的精神非常苦恼,并对入党几乎丧失信心。因为,薛志仁的地位很高,他说我入过党这就一口把我咬死了。我说,我没有入过党,组织怎能相信呢?但革命实践究竟是个伟大的学校,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锻炼,我的觉悟迅速提高,我想,我如果加入过共产党的话,一定还会有人知道。当时,我们班上二十八名学生,难道就再没有人能证明清楚这个问题吗?我入党时谁介绍的?开过会没有?交过党费没有?看来,多相处智慧,遇事动动脑子,从各方面想想,就可想出道理,找出办法,想通之后,我就向组织说明了我的看法,并请组织查清这个问题。当时,组织也觉得我说的合乎情理,就派人找薛志仁落实这个问题。当时,薛志仁已调任宝鸡地区的专员,据说,当组织派去的同志向薛志仁提出我过去是否加入党组织的问题时,薛志仁竟然大发雷霆,说什么他是老共产党员,为什么还不相信他?这样,被派去调查的同志碰了一鼻子灰,就回来了。

由于我不时地寻找组织要求弄清事实,而组织也觉得薛志仁的态度不对头,没有说清情况,于是,再次派人找薛志仁,一定要他说清当时我入党的情况。这时,薛志仁才说他并没有介绍我加入党组织,而是他在边区听吉文超给他汇报工作时,曾说过我加入了共产党的问题。从此,问题的焦点,是找吉文超,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县委副书记陈和功同志打听到吉文超的伯叔弟吉明超同志在西安大雁塔附近一个牧畜学校担任校长的这一情况,这时,他就建议我到西安找一下吉明超,估计他可能知道吉文超的工作地址。事实说明陈和功同志的这一招,果然很灵,我一问吉明超,吉明超就说吉文超现在在东北哈尔滨铁路局政治部工作。这下,我简直高兴极了,我一到省干校,马上就给黄龙县委组织部部长黄树德同志写信说明情况,黄龙县组织派人去查。吉文超当即说清了问题。他说1937年,我在七里镇小学上学时,由于思想表现进步,曾准备介绍我入党,后来,由于时局急剧变化,没有来得及解决我的入党问题,由于阻碍我入党的这个问题查清了,所以到1956年审干一结束,我的入党问题就解决了。

入党问题对我的教育极其深刻,他说明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是曲折的,复杂的,而且有些情况是人们事先无法预料到的,这就要求我们遇事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想得周到一点,并准备走曲折的路。这样,遇事才不至于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再者,遇事要依靠组织,更要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依靠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如果自己主观不努力,那组织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总之遇事首先要藐视一切,要自信,要勇敢,要乐观,要把精神振作起来,其次,要重视一切,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具体工作做扎实,做到底,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

现在,就回到本题上来。省干校校址设在长安县的韦曲,这里非常幽静,是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我在这里学习时,怀玉弟弟曾来看我,还一块到西安照过相。

学习的内容是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这次学习学的很细,学习方法也很讲究,每个单元学习开始,先作个引言报告,然后学习文件,文件学完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漫谈,并将漫谈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交给教师讲解,教师讲课后,学员除对照听课笔记,再进一步认真学习文件。然后,围绕讨论题,写出发言提纲,进行讨论。整个学习过程中,都特别注意引导学员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切实领会文件精神,以便真正达到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目的。

在这次学习中,有一点给学员的印象深刻。即学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部分时,大家都着重批判了自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强迫命令作风。而且,每人都写了书面检查材料。这个材料经过小组讨论后,将来还要转交县上存档,这真是够郑重其事的了。可是,谁知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电台上一广播,全国从上到下的风向,立即大变,即由原来重点批判急躁冒进转向重点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右倾保守了。现在,我想实际上就是“左”的东西出现,并将发生作用。在此之前,农业合作化,原是按部就班,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搞,后来,许多地方就一步跃入高级社了。

这次学习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反胡风运动,也就是肃反运动。这个运动来势迅猛,搞得相当紧张,有几个班上,都关押了学员。我们这个文教班,也在小房子关押了一个学员,由学员日夜值班监视,并要做出观察记录。而且,这个记录要相当的详细。一直连被关押的人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要记录下来,真是“左”得出奇。

总的来说,通过这次学习,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对马恩列斯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党在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过去理解得深刻多了。但一些过左的做法,对人的印象相当深刻,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这一点,给学员的印象很坏。这次学习达八个月时间,结束时,天已冷了。

九、 去省党校学习

1956年2月,我又到省委党校学习。头两个月,学的好似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后两个月,学是是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哲学时,由著名老教授虞正红讲了辩证唯物主义,由张宣讲了唯物辩证法,张宣讲课时,西安的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来听课,当时,礼堂附近的自行车都放满了院子。张宣讲课有气派,不能解答的,就说这要由中央解答。看来,张宣口气很大,似乎有点骄傲,但我敬佩的正式这样的人,张宣确有真才实学,他善于创造性的学习,当然,也就善于创造性地讲课,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我认为,中国越多越好。

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课的人很多,但真正讲得好的,还是省党校教育长茹季礼同志。教科书中的四、七章是重点章,这两章的内容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如果这两章讲不好,许多章就学不好,这两章都有茹季礼同志讲授。茹季礼同志讲课不慌不忙,总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他讲课好像演戏,讲得很有趣味,以至于你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要把茹季礼同志的讲课艺术学到手,很不容易,但又不是不可以掌握的。关键首先是要像他那样,刻苦学好马列原著,切实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人常说,熟能生巧,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勤学苦练,反复实践,就一定可以逐步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讲课要有创造性,要讲出自己的风格,要相信自己讲课,也能讲出水平。

在省党校学习期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讲的两个问题,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事他说,在现在的条件下,世界大战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但最近一两年来,我们党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说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也迅速增长,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就可以制止战争的爆发。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符合多年来的历史实际和今天的实际情况。印象很深的另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有些过分是肯定的,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还是必要的。我们党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也讲到了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但做的太差。记得毛主席有次和外国人谈话时,还很欣赏个人崇拜,说没有点个人崇拜也不行,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曾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十分严重的灾难。现在,大家虽然对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有了认识,但真正克服个人崇拜现象很不容易。可是,不彻底克服个人崇拜现象,怎能保证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有朝一日不再在中国重演呢?

十、反右派斗争一瞥

继省党校学习后,1957年前季,我又在省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记得,学习的中心内容是经济建设问题。在学习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满腔热情地谈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谁知这一下却闯了大祸。有天早上大家一起床,就看到教室走廊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反击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这一下把所有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惊呆了。开小组讨论会时,一些在大字报上被点了名的学员,痛哭流涕地为自己辩解,说自己谈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可是,谁来替你明辨这个是非呢?过了几天,这次学习就结束了。一些所谓有右派言论的同志,回到本地后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从西安学习回来,就参加了县上的整风运动。当时,整风还处于学习文件和发动干部鸣放的阶段。在县机关进行整风的同时,教师会也在石堡小学召开,教师会也是学习文件和鸣放问题。整风鸣放到一定的时候,就转入反右派斗争。

回顾当时的情景,觉得划个右派很容易。你只要有几条言论够上杠子,就可以划为右派分子或划为右派言论。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使从此许多人不敢讲话了。他觉得他当时的思想和所划的右派分子的思想是共通的,只是没有说出口变成言论,没有被抓住罢了。进过反右派斗争,党的威信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原来许多人对党很有感情,经过反右派斗争,对党的感情淡薄了很多。看来,还是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压人。人是有头脑思想的,人最尊重事实,这是在整风过程中,却又把许多心直口快忠于党,工作好的同志,打成右派分子,这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当然,正如《历史决议》所讲的那样,进行反右派斗争,还是必要的,主要是反右派扩大化了,这一点,必须肯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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