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房怀玺的回忆录第 1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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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加大炼钢铁

到1958年前季,我被任命为县委党校副校长。调党校不久,即被抽到旗杆庙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当时,黄、宜两县已经合并,全县共抽调八、九百劳力来旗杆庙炼铁。

为了加强对炼铁工作的领导,县委决定由副县长逢润德、钩子链等几个同志前来旗杆庙坐镇指挥,还抽四、五十名脱产干部前来具体组织管理炼铁厂各方面的工作。由于铁水流不出来,地区领导多次对县上领导进行严厉的批评。有次,地委书记白志明赴省开会路经宜君时,曾给正在主持县委会议的副书记曹明山打来电话,询问炼铁方面的情况。当时,曹副书记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炼铁的日进度,并对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炼铁任务表示忧虑。白志明书记就在电话上对曹副书记大肆批评,说“你这种态度怎么行,你说你完不成任务,我向省委怎么交代”。由于批评过重,曹副书记走进会议室时,还在擦着眼泪。到会同志的心情,也像刀割一样,十分难受。

由于铁水的日进度赶不上去,组织就派我带几个人去铜川的黄埔镇参观学习炼铁技术,参观学习了三天,我们就拿着人家炼出来的样品,赶紧动身回县,回县后的当天,我们相当辛苦。那天,我们先乘火车到达铜川,后从铜川乘汽车又到洛川,接着又从洛川乘车回到黄龙,一回到黄龙,领导就叫我们在南大操场建炉。建炉时,一直还在下雨,炉子建成后,已是第二天下午五点多了。我想,这下总可以休息了,可是,县委曹副书记却又叫我们马上去旗杆庙汇报参观学习炼铁的情况,由于这时天色已晚,又还下着小雨,我就拿了一把雨伞,迅即行动。那天,到旗杆庙天已大黑。但是前来检查督促炼铁工作的县委书记李伟和其他领导人,一听说我已回到庙上,就决定马上开干部会,叫我汇报赴黄埔镇参观学习炼铁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当晚就组织人在旗杆庙建炉。第二天,各班、组依样画葫芦,普通开始建炉。过了两、三天,旗杆庙山上就建立起五、六十座土炼铁炉。

土炉建起来后,解决燃料问题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当时,旗杆庙附近山坡的树木,已用“剃头式”的办法砍光了,就在向远些的山坡扩展。这时,人们的想法是,只要能砍下木柴把铁水炼出来就好,至于保护树木防止水土流失这一方面,谁还有心思又可能去考虑它呢?除了砍伐树木,还组织干部、工人到旗杆二十多里远的近水窖拿麻袋向回背煤,以弥补木柴的不足。记得,当时正在患病的冯润德副县长,也和大家一块去近水窖背煤,而且比谁都背的煤多。

旗杆庙大炼钢铁的结果,正如彭德怀同志59年所讲的那样确实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原来说,炼铁也炼了人,炼了人的思想。其实炼的结果,是大大挫伤了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因为,炼铁过程中,不但损坏了大量树木,破坏了水土流失,而且,由于抽走了大量劳力,以至于许多社队地里的庄稼都不能及时收割搬迁,粮食损失很大。尤其令人遗憾和伤心的时炼出来的铁,十之八九是铁渣不分的烧结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可以说是白白地浪费了矿石,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从旗杆庙炼铁回来不久,又去台和砖庙梁搞公社化,公社化的架子搭起来后,我就回到石堡准备搬家,过宜川去。

十二、到宜川工作

黄宜并县后,我被分配到宜川讲师团工作,讲师团团长是秦文浩同志,理论教员是张晰和我,讲师团讲课很少,即使讲,也不好讲,当时讲课总离不开讲公社怎么好,大跃进怎么好,共给制怎么好,食堂又怎么好,如此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到底好在哪里?这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显示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上都不接受这些东西。比如说食堂,干部来了就办,干部一走就散,而且几乎到处都是这样。对这些东西,我们讲师团三个人思想上也不接受,以至于给干部讲课时是一种说法,而在离开课堂的则又是一种说法。由于思想上不接受。所以,讲起课来,多是照抄文件和报纸,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因而也讲不出感情。如果一定要说感情的话,那可以说是一种厌恶的感情,抵制的感情,根本谈不上什么真心实意的讲课。我体会讲违心的话,是最令人痛苦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思想上不接受的东西,还要口是心非的讲,自然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觉得干部也不爱听这类讲课,他们觉得听这类讲课,简直是活受罪,没有一点意思。

在讲师团工作期间,我们常被抽出来下乡。两年多来,除芙旺公社外,其余公社我都过去。宜川平原多,气候温和,问题是副业门路比黄龙少,群众缺钱花。那几年,群众的生活很苦,一些村子给干部派饭都很困难,原因是群众细粮少,群众最真气,最讲面子,来啦干部总想叫好吃点,如果一天三顿,尽叫干部吃粗粮,他们就觉得很不光彩,感情上也过不去。

由于群众生活艰辛,许多村子的偷盗现象相当严重,象交里公社的赤梁村,全村五六十户人家,几乎没有一户不偷对上的庄稼的。这个村子集体地里的谷穗不等成熟,就被人用镰刀割掉了许多。由于偷盗庄稼成了普遍想象,所以,谁也不以为怪,谁也不向公社反映这些问题,我在这个村子下乡,也没有深究这些偷盗问题,我觉得饥饿出盗贼的话,很有道理,何况众怒难犯,法不治众。群众已经够可怜了,还过问这些事干什么呢?

1959年秋,县委召开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我一听传达,心里就不是滋味。彭德怀怎么会反对呢?我觉得彭德怀虽然是搞军事的,但很懂政治,很熟悉农村的情况,传达中又说什么彭德怀表面上艰苦朴素,实际是上个伪君子。听到这里,我的肝胆几乎都气炸了,我觉得这简直是歪曲事实,侮辱彭德怀的人格,实在叫人听不下去,信不下去,开小组会时,与会同志几乎普遍发言批判彭德怀,据我看,多是官样文章,敷衍应付而已。因为,大家对彭德怀同志知之甚多。爱之甚深,怎么能一听传达,就轻信彭德怀同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看来,政治上要把打倒一个人,特别是要打倒象彭德怀这样一个久违广大群众所敬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很不容易。

到1960年4月,我和石俊峰同志 党校工作,理论教员是张汉民同志,张汉明同志的学习精神很好,吃饭以至和人谈话的时候也都看书看报。可是,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学习效果很差。

在党校工作这一段,我重温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还给干部讲过教科书的有关部分,比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部分。二十多年来,我深感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理论很难学,很难懂,总觉得这些理论很抽象,很原则,即使反复学习,也觉得难以理解,恐怕这与我国商品生产非常落后,人们对这方面的感性知识很少有关。另外,可能也与学习方法欠妥有关。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52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曾作过深刻的阐述。我国理论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县上也组织干部学过,但收效甚微。经过1958年历史的惩罚,再来重新学习这个问题时,我们的认识就不大一样了。经过历史的惩罚,党中央认识发展商品生产和遵守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并发布了文件,号召全党重视这个问题。可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认真的贯彻执行。这恐怕主要还是认识水平太低的问题,认识不了,执行起来,缺乏高度的自觉性。

十三、第一次去西北局党校学习

1961年8月,我和宜川县委副书记赵贤、副县长冯润德一块由延安乘飞机去西北局党校学习。中心是采取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学习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问题,学习共有两个月时间。西北局领导对这次学习非常重视,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时,西北局的主要领导都来参加。讲话,有几个领导还亲自给学员讲课。所有这些,都是党一贯重视理论的生动体现。学习讨论时,很重视发扬民主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人一犯错误,尾巴就夹起来了。党一受历史的惩罚,就谦虚谨慎起来了。党的路线一对头,党风一端正,学风也容易好。这次学习始终是和风细雨和启发引导,一直没有什么压力。因此,大家的心情舒畅,发言踊跃,确实解决了认识问题。

学习结束回县,适逢黄宜分县,我被任命为黄龙县文教局长。

十四、在文教局工作

刚分县时,文教局的一班干部非常强硬。这些同志多是工作 了十几年的干部,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当时,配合的扫盲干部相当多。这些同志不但抓了扫盲工作,而且还对学校教育工作帮了不少的忙。在文教局工作期间,我特别注意抓了成立高中班和腰、要剧团这两件事。

由于黄龙交通不便,学生去邻县上高中非常不便。因此,成立高中班非常必要。后经几次请示地区,地区就同意成立高中班。但要剧团这件事比较难办,但最后还是要回来了。我去延安参加地区召开的文教局长回忆前,适逢县上开人代会。这时,就以人民代表的名义,给地区领导写了许多封要剧团的信。我一到延安,就拿着信找地委书记白志明和地委副书记韩平。这两位领导究竟还是胸怀宽,姿态高,他们一听要剧团时。马上就表态说剧团给黄龙。当时,我听了非常高兴,可是,当我在文教局长会上汇报工作说道目前黄龙文教上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设高中班,一件是要剧团时,地区文教局一些人听了后很不满意。后来,听说主管文教工作的地区某些领导人也不同意吧剧团还给黄龙。虽然如此,但我要回剧团的决心并未动摇。为了要剧团,我去开会时,还带了两麻袋核桃和几条烟。当时,正在延安招待所开会的黄龙一些部局长,一听说我带着核桃看望剧团,就都不约而同地一块把核桃扛到剧团住的高山上,剧团的同志一看黄龙这么多人来看望他们,简直高兴极了。第二天,剧团还设宴招待了县委书记陈和功同志和我。

在剧团和一些同志交谈,得知剧团两位领导,不愿剧团回黄龙来,原因是地区有些领导已向他们表示,剧团仍在延安,他们两人将按县团级干部对待。原为黄龙创家立业的主要演员李万鹏、与秀英和李东成等,则坚决要求回黄龙来。

看来,要回剧团,虽有阻力,但由于地委主要领导已经同意给剧团,所以,只要再做工作,剧团一定是可以要回来的。事实上,过了不久,黄龙的剧团就回黄龙了。

十五、第三次到党校工作

到1962年9月,我又调回党校工作。这次调到党校,一直工作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我出出进进党校多次,和党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干党校工作虽没有多大权力。但思想上总是喜爱这项工作。党校工作是讲道理的工作,因而是很崇高的工作,就因为这一点,我就对党校工作产生乐趣,并有了感情。干某些工作,可能提拔的快一些,权力也大一些,可是,权这东西也不是好玩的。许多人,不就是由于滥用权力,走向反面的吗?

当时,县党校的校址就在现在的石堡供销社的院子。党校共三个人,理论教师是张光明同志,事务是汪振一同志。党校虽只有三个人,但什么都办了,和现在党校的情况相比,工作效率是够高的,当然,讲课还要请人。

1962年是大抓干部培训工作的一年,根据毛主席关于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县委决定对全县大队支书、大队长和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统统进行一次训练。62年这个时候,我国经济相当困难,但干部精神状态都很好。那时,只要你一下达开会或学习的通知,他们就背起被褥前来参加开会学习,绝不象现在这样拖拖拉拉,毫不在乎的样子。单此一点,也说明现在的党风、民风确实是不如过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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