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房怀玺的回忆录第 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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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基本情况

我于192311月出生于陕西省黄陵县仓村乡房家寨。解放前,全家十三口人。即祖父母、父母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我和爱人及两个弟媳。祖父福顺终生务农,人称为不辞辛苦的劳动英雄。祖父还是有名的厨师,乡里遇上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帮忙。我的祖父特别爱我,我对祖父的感情就特别深。祖父于1956年逝世,享年七十三岁。祖母刘氏,下常村女,一生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于1946年逝世,享年六十五岁。父亲俊杰识字甚多,常给人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他善于管理家务,又特别注意子女的知识长进。于19801月逝世,享年七十九岁。母亲张氏,富县丁家塬女。勤劳吃苦一生,现虽已八十二高龄,但身体仍然健康。二弟怀璧,大老好人,初中程度,新旧社会都教过学。后因家庭缺乏劳力,回家务农。爱人刘氏,下常村女,待人忠厚,共生一男三女。三弟怀玉,初中程度。1984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在中央邮电部工作,后又到石家庄、江西、西安等地邮电部们工作。三地一生跑到地方很多,经历事多,遇事应变能力很强。他的爱人皎兰,仓村女,北航毕业,现在西安工作,共有两个男孩。我的爱人徐芳英,上常村女,识字甚多,常看书报。她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不甘落后,又善于动脑子思考问题。同时善于管理家务,由于解放前后我经历了许多坎坷,她也跟着我饱经风霜,备受折磨。我们共有二男二女,都先后参加了工作。

解放前,家里共有一百四十多亩地,三头牛,一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孔破窑,四间破房,生活比较富裕。土改时,家庭定为富裕中农成分。

黄陵接近边区,我们的村子距离边区很近。解放前,八路军的游击队常来周围村庄活动。记得有几个晚上游击队同志就在我家吃住。恐怕出问题,我的祖父和父亲不时出外观察动静。解放前,我们一家人就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别是由于我不时偷看共产党的书报,以致经常引起家庭的争吵,原因是怕国民党人发现,生出麻烦。

 

二、小学时代

我于七岁时在本村私塾小学上学。后又在仓村、姜咀和店头等地上初小。开始读的是“人之初”、“百家姓”。

后又读到是“论语”“诗经”等。当时。读书注意背诵,根本不求甚解,但也不是说读了没有一点用处。通过读这些书,总算认了许多字,这就为我以后的深造打好了基础。

1937年秋至1939年夏,我在宜君县七里镇抗日小学上学。当时,七里镇既驻有国民党的镇公所,又驻有八路军的办事处。这样,两党就经常出现一些矛盾和斗争。有次,店头来了一个马戏团在街的南头广场演马戏。当时,宜君县警察局局长高景左威风凛凛地带领一些人前来观看马戏,敌镇公并不时有人给倒茶水。看到此情此景,确实令人生厌。正当中午时分看马戏的人越来越多时,八路军办事处和学生一起组织的宣传队,随即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我们的班主任吉文超站在桌子上结合宣传抗日救亡,大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当时,马戏场的空气紧张起来。高景左及其随员随即走出来马戏场。由此,店头国共两党的斗争马上激烈起来。过来几天,吉文超同志就离校他住。临行时,组织给顾了一头驴驮着行李。学校全体师生把吉文超同志送至七里坡跟底,当时,大家痛苦流涕,不忍离别。同时,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

我们住的这所小学,虽是国民党举办的,但却是共产党控制的。校长薛志仁和教师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许多教

职员工的思想也很进步。学校和八路军办事处紧紧连在一起,办事处主任孙润华等同志经常来校游转。教师讲授的内容,除算术、地理按国民党编印的课本去教外,其他的都是另一套去做。比如上公民课时,就讲当前的时事政治,上语文课时就讲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和“解放”周刊上的文章。有个时期,上语文课就讲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七里镇是全国广大青年奔赴延安的必经之地。这些年轻人一到七里镇就分头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有时就在操场、路边席地而坐,进行宣传,由于途径七里镇的青年络绎不绝,以致八路军办事处不时召开大会,欢迎这些一批又一批去延安的广大青年。开大会时,戏台下面人山人海,歌声连天,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遇星期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就和学生一块到附近农村给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党的教育领导下,我和史祥周、王忠才、刘英魁等同学于1939年前季临毕业的前夕,计划到边区去。由于家庭的百般阻挠和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坚,我和刘英魁等终未去成。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经过两年完小的学习,可以说我的革命志向已经确立起来。自在完小受到党的教育后,几十年来我对党的信任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三、中学时代

1939那年暑期,我遵照父亲的意志投考中学。首先投考的是蒲城中学。考试结果,由于数学成绩太差,未被录

取。后来,就和宣君五里镇的赵崇礼等同学投考华县的咸林中学。考试结果,我俩均被录为备取生。顾名思义,备取生既不保险,也不光彩。因此,我俩都不想在这上学。当时赵崇礼提出到西安去考学。万一到西安考不上学,再回来住咸林中学。我的想法是西安考不上学,就到三原的吴堡去。因为在七里镇上小学时,我就听说吴堡有个青训班,是冯文彬同志主办的,赵崇礼很赞成我的意见。有天,我俩就从华县城里往华县的西关行走。正当我俩在西关门外的一棵树下乘凉时,忽从西边路上走来一位军人也到树下乘凉。闲谈中,这位军人知道我们要去西安考学的意图,就坦率地对我们说:“最近,胡宗南的军队,在西安一带拉兵,那个路段人稀,你们最好不要到西安去了”我俩听了他的热情诚恳的劝告,就打消了去西安的念头。过后,我俩还议论这位军人是不是个八路军同志,不然,为什么对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的我们俩这么关心呢?

既然去西安不行,我们就决定先在咸林中学上学。咸林中学是个千人规模的学校,这个学校办得很好,在陕西很有名气,校长宋宜宣、训育主任刘竹三等人的思想都很进步,教师中倾向共产党的人很多,当时,学校除有敌三青团和抗敌协会,还有民先队和党的地下组织,斗争非常激烈。有次,国民党在学校搜查学生订的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书籍,学校的政治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此后不就把时万成,白万成、吴耀祖和刘新波等同学逮捕走了。

我当时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并不时和一些同学谈论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当时,和我关系密切的同学有华阴县的张万照、临潼县的刘新波、华县的关汝径、潘辛璋、吴耀祖,宜宣县的贺仁义和黄陵县的李永珍等,随后,还认识了高中班时万成、白万成等同学,张万照和我的关系最好,我俩经常在一起阅读共产党的书报,念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愈之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和新华日报”等。1940年秋,张万照同志曾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我由华县咸林中学转到黄陵富洲师范上学。之初,还和张万照同志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就断绝了音讯,直至后来我在西安劳动受训时,才听吴耀祖说,张万照由于有感到形势紧张,已于1941年离校往河南去了。解放后,听说张万照同志曾先后担任华县县委书记,陕西省统计学校党委书记和咸阳地区计委主任等职务。文革后期,组织调查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时,我估计张万照是会证明他曾介绍我参加过党的组织这个问题的,只是由于这和当时要把我打成“叛徒”的政治气氛很不协调,所以,张万照同志的证明等于一张废纸,根本起不到应起的作用。党籍问题是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应当十分珍惜。可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是无济于事的。何况,历史是复杂的,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要想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搞得清清如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看来,看问题,想问题,还是乐观豁达些好。一味拘泥于事实,不知变通的想,有什么好处呢?

上面提到的贺仁义和李永珍是我的两个同乡,我一提到咸林中学,就先和他俩相识。交谈中,他们肯定我思想进步,就对我更加亲热。并给我介绍了学校政治斗争的情况和学校许多师生的政治倾向,每到放寒暑假时,我们就约定同时返故里。回家时,总要带些进步书籍,准备在假期看。1940年暑期途经蒲城时,曾发生了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即我们的进步书籍,几乎被敌人搜查出来。那天,我们从华县步行到蒲城,跑了一百一十里路,感到非常疲乏,到晚上警察来查户口时,我们已经睡下,由于没有及时开门,以致引起警察的极大不满。本来,他们看一下学生证,或者顶多再看下路条就行了,但看了这些还不行,还要查包袱。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我的包袱包着我们三个人的书籍,他们先看了贺、李二人的包袱,由于没有发现什么违禁之物,再没有查就走了。看来,差一点就出问题。当然,他们如果继续再查下去,我就说我没有包袱,因为没等警察进门时,我的包袱早已放进被窝里了。

下面再谈一下我转学的原因和转学后的情况。我为什么转学?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华县离黄陵三四百华里,既要翻越经常发生土匪抢人的雁门山,还要渡涉波浪滚滚的渭河,为此,我们一家人,特别是我的祖父对我到华县上学提心吊胆;一个是由于华县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学校的三青团和抗敌协会等反动组织非常嚣张。一度公开存在的民先队组织。已迅即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紧张,张万照同志也同意我转学,并说:“你转到黄陵后,将来有个姓董的同志前来和你联系”。可是,我转到黄陵后,一直没有见到姓董的同志和我联系,我想,这可能与黄陵的政治形势更糟和我转学后,组织对我的思想情况不掌握有关,当然,也可能是华县党组织根本就没有派人来黄陵和我联系。

黄陵是蒋、胡匪帮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反共空气比华县浓厚很多。黄陵富洲师范是从富县迁来的,不仅校长刘壮武、训育张育民和教务主任李兰亭等人的思想及其反动,就是从富县迁来的许多地、富出身的学生的思想,也是相当反动的,当时学校突出的反动学生有富县的王声闻、杨鹏、劳荣舒,黄陵的王中秋、赵志强和宜君的王殿杰,田树兰等。这些思想反动的学生,又多有特务身份,他们和敌109师政治部的关系极密,他们每人每月都从政治部领取一定的特务费。他们在学校的中心任务,与其说是学习功课,不如说是监视学生的思想活动,并随时向政治部回报学生的思想情况。

我当时思想幼稚,血气方刚,不时发表一些对国民党和现实不满的言论,因此,引起敌人的怀疑。1941年清明时节,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率领一些人来祭黄陵。祭陵后次日来校讲话。当时,他戴着金丝眼镜,又拄着拐杖,显得十分洋气,以至于引起我和许多同学的不满。写作文时,我自拟了一个“汉奸胚子”的题目,影射王捷三这么一个官僚式的人物,思想进步有特别爱好文学的语文教师张暂我批改我的这篇作文时,在字旁画满了圈圈点点,并在课堂上高声朗诵了这篇作文。张老师朗诵时,我的心中虽然暗喜不已,但精神上也有点紧张,因为这篇作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但政治倾向是明显的,真正追问起来,确实还是一个问题。

在班上我担任壁报主编,选壁报稿时,我有意选登思想内容较好的稿子,就是不登思想反动学生的稿子。有次办壁报,我写了一篇题为“论青年的修养”的稿子。为什么写这么一篇题目的稿子,原因是我在小学上学时,曾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看到陈绍禹写了一篇“论青年的修养”为题目写稿子时,却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减。虽然如此,但总会露出一定的革命斗争的锋芒,这篇稿子写得很长,里面讲了青年人要有理想,不要有幻想,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青年人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等内容。这篇稿子写的很长,登出来后看的人很多,我确实也有点害怕。

总之,由于我思想偏激,言行不注意,就受到了一些反动师生的怀疑和监视。当时,劳荣舒、杨鹏等对我显得非常亲热,我理所当然地提高了警惕。至于他们对我是否他有阴谋,我至今仍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不过,当时王忠部和田树兰监视和陷害我,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些反动家伙,解放后都受到历史的惩罚,田树兰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王忠部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他反动学生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由于我预感形势不妙,本想到这年的后季退学回家,可是,由于听说校长换成王化成,并听说王化成过去曾因思想倾向共产党坐过监狱,所以后季一开学,我马上就到学校报名。到学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拜见王化成校长,并给他谈论学生怀疑、监视我的情况。当时,我边谈边注意王化成校长的表情,谈后我就看他如何表态,王化成听后斩钉截铁地说:“你安心上学,不要怕,有事找我”。听他这么一讲,我象吃了定心丸,真的安心上学了。可是,谁知道这年十月初的一天,敌壹零九师政治部即将我拘留起来。后来,听说拘留我时,王化成去了西安。

我在黄陵被拘留约半月之久,敌人即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决定把我拘送西安劳动营受训,在送往西安途中,曾在宜宣、铜川各住一晚,在耀县看守所住了一个多月。耀县看守所关押着五、六十人,且多是当地群众。当时,耀县专署专员是梁干桥,人称梁二干子。当地一些群众有时遇到小孩哭啼不止时,只要一说梁二干子来了,吓的小孩子马上就不敢哭了。梁干桥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共产党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在耀县一带推行的户口连坐法,就是专门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当地群众稍不注意,即給扣上一个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被关进监狱。我进看守所后,曾替许多无辜群众写过申诉的状子,但都无济于事。

在耀县看守所,我结识了闫锡山新军中的一个姓王的连长。王说新军倾向共产党。新军的力量很大,阎锡山对他毫无办法。由于我们两人思想观点一致,久而久之感情越来越深。每天看守所一放风,我们两人就坐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王连长在耀县工作过几年,熟人很多,有些人常来给他送饭,一送来就让我吃,这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难能可贵,我永远忘不了王连长对我的关心爱护。

在耀县看守所关押期间,我敬爱的父亲曾步行几百里来耀县看我,还给我拿来了一件毛上衣。相见时,只让我和父亲隔着监门说话,不让走出监门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怕我的父亲过于伤心,因此相见时,我再三强打着精神说话。并说到劳动营受训不久,就可回家。后来,我在劳动营受训期间,我的父亲又来看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我敬爱的祖父,他们对我真是好极了,可是我对他们如何呢?相比之下,我真是太惭愧了。

四、住劳动营期间

劳动营就是德国的集中营,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蒋介石成立劳动营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政治训练,转变广大青

年的思想,使青年永远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驯服工具。但结果适得其反,原来革命的青年,更加热爱共产党,痛恨国民党,原来不革命的青年,也纷纷觉悟起来,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了,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本来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封建卖办法西斯的政党,他们虽然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而实际干的尽是男盗女娼的勾当。血气方刚的广大青年最信事实,他们通过正反对比,就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因此,无论国民党怎样对他们进行欺骗宣传,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变坏了的青年也是有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利诱,有些人变成叛徒,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些青年人,经过国民党的摧残,消极颓废起来,不再革命了等等。看来,路由自己走,一切全在自己。一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如何对待一定的历史环境,即如何同一定的历史环境发生关系,则决定于每个人自己。只要联系一下每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反复思索,你就会相信一个人一生到底走什么路,全在于自己的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了。

在劳动营两年半的黑暗生活中,我结实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都爱读文艺书籍,可以说是我们这些青年人互相

接触,亲近和加深感情的媒介和桥梁。在劳动营我们看不到共产党的书籍,就看中外著名的书籍,一有好的文艺书籍,我们就抓紧读,一读完就马上传给别人。两年来,我在劳动营读了大量的文艺书籍,我深感文艺作品对人感染力很强,特别是郭沫若的作品,对我感受很深。我们这些年轻人,读了某些文艺作品,就随时在一块交流思想,而且往往是的从文艺联系到政治,联系到当时的黑暗社会,听了教官讲的政治课,常常在背后交谈,交谈最多的是国共两党问题、抗日问题、德苏战争问题以及劳动营领导层内部的勾心斗角的问题等等。在劳动营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同志们能够开诚布公地交流思想,确实很不简单。我记得当我们三三两两地谈论这些问题的从文艺联系到政治,联系到当时的黑暗社会,停留教官讲的政治课,常在背后交谈,交谈最多的是国共两党问题、抗日问题、德苏战争问题以及劳动营领导层内部的勾心斗角问题等等。

在劳动营这样险时候,彼此之间从无什么戒备之心,而又的只是热情和信任。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呢?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揣摩,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不幸遭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能够以诚相谈,共诉衷情。可是,而今呢?经过历次过火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横扫“牛鬼蛇神”和大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十年浩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当冷漠。而今,除和极少数的人能说几句话以外,再敢和谁谈论什么真心实话呢?《红楼梦》里曾有人发出世上知音人能有几个的哀叹,联系今天党风、社会风气不正、人与人的关系冷漠,互不信任等等现实情况,真是令人心痛。

在这些众多的青年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时安徽的蓝学典、王丙新和何有成,河南的田广运,宜君的姜太祥等人。在19444月,也就是临毕业的前夕,我们在劳动营北门树林开会,成立了通讯小组,大家一致选我为组长,等我回家后,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离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互相通讯,交流情况,随后,就失去了联系。蓝学典和我通讯的时间最长,他原是抗大学生,是个非常精干的青年。通讯小组问题,我就是首先和他商量后,才决定成立的。蓝学典离营后就到昆明航空学校上学,以后又到美国学习。到美国后,他多次来信,说华侨的抗日热情很高,华侨对共产党坚决抗日非常敬佩。此后,四十年来我两再未见面,也无书信往来,真是不胜惆怅。

五、离营后至解放前夕

经过漫长的黑暗岁月,我终于19445月从劳动营毕业回家。一家人一见我回来,心中非常激动,特别是我的祖父在山上放羊时,他的眼睛经常总是不停地向南眺望,并在天快黑时,面向太阳磕头祈祷,盼望我能够平安无事地迅速回到他的身边,我最敬爱的祖父,一天到晚望眼欲穿,对我真是把心操碎了啊!

我在劳动营受训期间,就如笼中鸟,没有一点自由,心中痛苦极了,一旦出了劳动营,获得行动自由,心中又有多么的高兴啊。可是,出了劳动营怎么办?是到边区去,是务农,还是找工作?确实是个难题。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一出劳动营就到边区去,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特务横行乡里,我一去边区,家庭就遭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住了多年劳动营,同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在同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能在白色恐怖的劳动营为党工作,这固然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住了多年劳动营,思想到底变得怎么样了,组织怎能不慎重地考虑和取得必要的证明呢?务农呢?这固然根本不符合我的父亲供我上学本来就是为了要我升官发财,荣宗耀祖的初衷。同时,也根本不符合我决心革命的心愿。找工作吧,自己曾有过共产党的嫌疑,谁愿为我担当风险呢?还是车到山前自有路。最后,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我终于决定走找工作这一条路。

旧社会是个最讲关系学、最讲人情面子的社会。只要你行贿说情,工作还是可以找到的。1944年后季,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通过一些人说情,终于把我安排到宜君县的焦坪镇小学教学。并担任教导主任职务,校长蔡忤华确系敌党骨干,他和我自幼同学,关系甚好,解放前他知道我的思想都倾向共产党,但从来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思想情况。直至后来,当他明知道我在店头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时,他也没有给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确实是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关系怎样,人和人的关系就怎样,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确实是一门学问,要研究清楚它,很不容易。

在焦平小学工作期间,我一天填了两张表,加入了敌党团。当时,宜君准备选“国大代”,宜君县党部和三青团都来人到焦平搞竞选活动,并分别带有发展党、团员的任务。本来,我根本不想加入敌党团,可是由于自己有过共产党的嫌疑,又刚从劳动营回来,所以经过权衡利害,我只好表示同意加入敌党团。我想,组织上加入,并不等于思想上也加入。读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中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必须善于“机动、通融、妥协”的教导,我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并没有丧失原则。

在焦平小学工作了半年时间,到1945年前季,又到宜君县农会工作。县农会理事长由宜君的假皇上、绅士头、县参议会议长党耕三兼任。党耕三之所以被称为假皇上,是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在宜君颇有势力。无论谁到宜君当县长或当县党委书记长,都必须首先拜望他。取得党耕三的支持,否则,就干不成。本来,在旧社会我抱着党耕三的粗腿,很容易爬上去,可是,我的思想和秉性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一见党耕三在官场上假仁假义、虚虚伪伪的神情就火冒三丈,非常反感,并准备另谋职业。可是,还没等我找好职业门路,党耕三就把我辞退了。辞退的原因是他看我思想激进,说话危险,怕将来给他制造麻烦。辞退后,我就回家务农。不久,又在本村初小教学。

1947年到七里镇小学教学。校长蔡祝三善于处人,思想比较进步,他的伯叔弟蔡建熙系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来校攀谈,谈的时间久了,我们相互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后来,我就给他谈了我和一些进步青年在劳动营成立通讯小组,准备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问题,他听后非常高兴,从此,我就跟着他给党做地下工作。

当时,七里镇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特务特别多,另一方面给党做地下工作的人也相当多。经常和我往来的有姜太祥、倪俊仁、杨树耀、宋伯桥、罗生荣等同志做地下工作,既要小心谨慎,也要勇敢果断,想的过多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当时,做地下工作的重点是掌握敌人部队和镇公所活动的情况,一发现敌军的往来调动,我们就立即向黄陵县双隆镇的统战部汇报情况。

19474月的一个星期六,蔡建熙同志带着我和倪俊仁同志去双隆镇的南衣口,与统战部秘书王汉民同志会面。那天,王汉民同志带领几个武装人员交谈时,还派人在敌我交界处的山头,站岗放哨。因为,当时敌人刚刚占领延安,气焰特别嚣张,提高警惕是必要的。这次会面时,王汉民同志首先介绍了各战场的军事胜利形势,接着讲了中央放弃延安的重大意义,并说:毛主席还在陕北指挥作战,在我们向他汇报店头一带的敌情动态时,他边听边记,并不时提出许多问题,还要我们回店头后,继续了解某些方面的情况。

这次会见时,我还给王汉民汇报了劳动营的情况和我们成立通讯小组的问题。最后,我还提出到边区去工作的问题。当时,王汉民同志说“现在正需要你在敌占区工作,学校也好隐蔽”,我愉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为便于做地下工作,王汉民同志还给我起了个化名:清江。

党的教育是革命的兴奋剂。我们三个人,从南衣口回来,三步并作两步走,浑身是劲。此后,我们就一直在店头工作,直至1948年宜君解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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